序
随着印度洋海啸造成重大伤亡，各国人民踊跃捐款，近日坛子里关于印尼98排华暴乱这段让全球华人倍感耻辱的事情又提了出来。谩骂者有之，同情者有之。我放假这几天花了一点时间查了一些史料，把这起事件的前因后果系统地进行了一下整理，并谈了一些个人想法帖上来。以让更多的人来认知、铭记这段历史。疏漏不当之处，欢迎拍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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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印尼98排华暴乱回放
1998年5月13日至15日，在短短的50小时内，人口1000万的印尼首都雅加达市内有27个地区发生暴乱，全市有5000多家华人商店和房屋被烧毁，近1200人死亡，468名妇女遭强奸最小的年仅9岁。当时，由于世人的注意力集中在印尼政坛的变动上，所以并没有重视暴乱的实质。过后，消息逐渐传出，指出暴乱的目标是针对当地居少数的华裔，暴徒所到之处打、砸、烧，对华人社区进行有步骤的种族大清洗，并在光天化日之下对华人妇女施暴。
这显然是一起精心策划的事件，并且有军方参与。参与联合调查委员会工作的维护人权和研究所执行所长阿都哈金认为，暴乱事件与军方有关。他这样重复地笑着对记者说：“要在雅加达和其他四、五个城市同时发动具有这么大破坏力的暴乱事件，当然需要训练有素的人才才行。在印尼这样的国家，具有这种本事的人才不多，除了军方，难道还有别人？”
据说联合委员会已经发现一些关于军方人员涉及5月暴乱事件的强有力证据。该委员会在所搜集到的资料中，显示有一个特种部队人员承认在梭罗发生暴乱事件前4天，曾收买平民参与暴乱；在棉兰，有特种部队人员穿着平民服装，肩上挎着M-16枪支和手上执拿FN-45手枪，煽动群众参与暴乱。除此之外，一些与军方有关系的群众组织和武术团体人员也涉及这些暴乱事件。后有大量证据显示，策划、组织、发动集体强奸华女的是印尼战略后备队司令，苏哈多的女婿普拉波沃·苏毕安托中将。
二、排华事件的前因后果
1、印尼民族的历史
现在的印尼民族，据考据其祖先是发源于中国的西南地区，主要是云南省，和现在云南省的傣族是同一祖先。在历史久远的年代，傣族的祖先向南迁徒，先到泰国，即现在的泰国民族；再向南迁徙到马来亚，即现在的马来民族；再继续南迁到印尼诸岛，就是现在的印尼民族。
2、荷兰殖民统治时期
在1945年印尼独立前，荷兰殖民者从17世纪以来统治印尼350年。殖民统治者的统治手段不外乎分而治之和寻找统治者的代理人。他们挑选少数上层华人和上层原住民充当其代理人。荷兰殖民者控制的大公司真正操纵价格变化、实行经济掠夺，却让众多从事小商小贩的华人背负操纵经济的恶名。荷兰殖民统治者为把反荷的情绪转卸给华人，不断挑拨原住民和华人之间的关系，以坐享渔人之利。因此，印尼华裔成为印尼政局从不间断的集团利益斗争的代罪羔羊。期间，荷兰人有意挑拨原住民与华人华侨之间的矛盾。他们煞费苦心地想出“分而治之”的损招：比如，让原住民和华人分开住，甚至连坐车坐船也要分开，而且华人的居住条件也一般比原住民稍好。荷兰殖民者同时又给华人经营酒馆、鸦片馆、当铺、贩盐等特权，这样一来华人的腰包倒是鼓了，可是在印尼原住民眼中，他们成了“剥削者”。种族仇恨的种子就此埋下。
在这种背景下，那个时代就有几次大规模的排华事件。1740年7月初，荷兰当局将一批被捕的华人押上船开走。几天后，吧城盛传许多华人在船上惨遭杀害，尸体抛到海中。甘达里亚的华人聚集，准备自卫，荷兰当局以华人谋反、打算进攻吧城为理由，对吧城的华人展开长达一个星期的大屠杀，荷兰当局还怂恿印尼当地人加入屠杀与掠夺华人财物的暴行。在这场血腥的大屠杀中，华人被杀近万人。被焚毁与劫掠的华人房屋有六七百家。华人的鲜血染红了吧城的河流。这就是印尼历史上的“红溪惨案”。
3、英日帝国主义统治时期
进入19世纪，爪哇有一个短暂的英国统治时期，英国人实行门户开放与自由贸易政策，华人人数再次大增。19世纪30年代荷兰人夺回爪哇的控制权，一度禁止华人入境，但很快发现要使经济活跃起来，不能不依靠华人，对华人入境的限制令只好废除。到19世纪中叶，单单爪哇与马都拉两地的华人就多15万名，其中吧城华人有五万余人。从那时起的100年间，华人对印尼的开发做出了重大贡献。到20世纪初，定居印尼的华人已超过100万。
19世纪4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者继承荷兰殖民者的统治手段。在日本皇军“驾临”千岛之国前，他们早已经派遣了为数不少的间谍，渗透到印尼各地。日本间谍们很清楚看到，要让皇军顺利“进入”印尼，上策就是挑拨原住民和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他们到处散布华人是“支那狗”(印尼当局叫华人为“支那”(China)即始于此时)，华人是“吸血鬼”；只有日本皇军才能“拯救”印尼原住民，只有日本皇军和印尼才能“共荣共进”。当然，原住民中为数众多的有识之士后来也觉醒过来，高举抗日义旗，还有很多华人也加入了这个抗日斗争的行列。殖民主义者、帝国主义者所设下的圈套，对印尼民族和国家产生长远的伤害。
4、印尼独立之后
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印尼共和国在苏卡诺领导下宣布独立，设临时首都于日惹市。荷兰殖民者仍幻想重温旧梦，欲重返印尼企图恢复殖民统治，继续统治印尼，一场争夺战就此爆发，印尼人民进行了坚决的武装抵抗斗争，当地华人给予印尼人民的独立运动大力支持。后在联合国支持下，印尼正义之战获得胜利，从而结束荷兰长达350年的殖民统治。在交战期间，出现了较闻名的民族革命者，如苏卡诺、穆罕默达·哈达、苏多莫等领袖人物。他们每天利用广播电台演讲，制造舆论去唤起民众抵抗荷兰殖民军队。
然而最令人失望的是被认为是“民族英雄”的苏多莫，在他每天长达三、四个钟头的演讲中，花大部分时间都在漫骂华人，攻击华人，譬如今天专题讲卖花生的华人，来印尼时只穿一条裤子和一件背心在街头挑卖，不久之后就会由印尼人来挑担子，华人走在前面叫卖；再过不久，华人就租小店铺，雇印尼人做，自己则当老板。到了次日，他专题讲卖布的华人如何如何；后天再说卖面的、卖杂货的华人……。他利用电台广播之便大肆煽动排华仇华情绪，向印尼人灌输所谓“所有华人的财富是搜括民脂民膏得来的”。不从正面教育人们要刻苦耐劳、勤俭持家、积少成多、改善生活。而是在字里行间充满嫉妒、仇恨、侮辱华人，给纯朴的印尼人民在心中留下排华、仇华的错误观念，日复一日，在脑海里造成了深刻的烙印。
当时最显著的变化是在青少年学生中间广泛地流传以“支那”代替“华人”(Orang Tionghoa)来称呼华人。这种带有侮辱性的称呼迅速蔓延到全印尼。更有甚者，受影响的教育界甚至把这个排华仇华的思想意识当成是“民族主义”的教材内容之一。苏多莫这样具煽动性演讲的结果，最后竟演变成反华排华的社会基础之一。诚然，在对抗外来殖民侵略者的斗争中，用民族主义的口号作宣传内容是一种最能迅速发动群众的策略。但是矛头要对正，否则会伤及朋友、伤及无辜。或者说“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为了发动下层人民大众，就拿与基层有千丝万缕关系的华人来祭旗。这无疑是在这个国家埋下了民族矛盾的“地雷”。
5、印尼排共，苏哈多当权时期
印尼独立后推行一系列的同化政策，在经济与文化上对华人诸多限制。经过二十多年的渲染，这种排华仇华情绪的社会基础日益加剧。在苏哈多夺取政权前夕，又一次利用掀起排华浪潮：在赶尽杀绝印共分子的同时，因为中国当时对外政策的失误(我国当时向东南亚推行共产主义路线)，印尼华人被打成“印共同情者”而广泛地遭到迫害和打击，当局以此为藉口推行更彻底的排华政策。1965年“9·30事件”后，苏哈多领导的军方将苏加诺推翻，同时展开了规模空前的排华与大屠杀，至少有30万华人在这次血腥的排华行动中死亡。
70年代初，新上台的苏哈多政府基本上控制了局势，为了巩固政权，新政府打算寻求华人支持，利用华人资本投入建设。苏哈多为摆脱经济困境，在经济上虽然又放宽华裔的经商限制，在政治上却对华裔实行一系列更加严厉的“强制同化”的政策。扼杀作为印尼公民的华裔在其他领域的权益，扼杀其平等的公民权。自从苏哈多上台以来，大大小小发生了十多起排华事件。由于苏哈多政权的基础未动摇过，所以每次排华事件只是作为一种政治手段而受到控制，没有进一步扩大以致动摇其政权。目的达到后就平息下去，之后又利用华裔振兴经济。在苏哈多执政三十多年期间，广大华裔对之习以为常，感到麻木了，并没有意识到被扼杀了的公民权益，早已潜伏着关系到自身生死存亡的政治危机了！
但反政府势力却不甘失败。一些失意的军政要员、激进的伊斯兰教派等经过一段时间积蓄力量准备后，挑起事端，向政府发难。他们利用民众对贫富悬殊、军政要员与华人富豪合伙经营，以及贪污腐败等现象的不满，利用错综复杂的宗教矛盾和种族矛盾煽起动乱。群众受了煽动上街示威，遍及各城镇的华人商店、公司、住宅成为被攻击的目标，成为政治斗争的替罪羊。在长达30年的统治时期，苏哈多政府颁布了多项限制华人公民权的歧视性政策，使华人沦落为“二等公民”。
许多人从此把国家贫穷、个人怨恨一股脑儿发泄在华人身上。即使在印尼独立许多年后，华人在印尼原住民眼里还是一群“善于经商”、“有本事找钱”、“能够向官员行贿”、“善于在桌子底下交易”，但“一直不愿意”与其他族群“打成一片”的少数民族。这种种族对立的态度至今没有改变。因此，华人的灾祸始终逃不出一个可怕的圈子，即一但政治局势动荡，就会有阴谋家和极端分子挑起反华事端，把普通民众的怨恨情绪引到华人身上。
6、印尼“学潮”被转嫁为排华，苏哈多下台
在亚洲金融风暴冲击下，印尼经济迅速陷入困境，面临全面崩溃的危机。苏哈多政权面对前所未有的如火如荼的“反贪污、反独裁”和要求政治改革的学生运动。苏哈多又重施故伎，指使亲信有组织有计划地挑起更猛烈的排华浪潮。用意非常清楚，即把要求政治改革、挽救经济危机打击下的国家的学生运动，与抢掠烧杀、强奸轮奸的排华暴乱混为一谈，达到转移目标嫁祸他人的目的。然后在“适当”的时机“名正言顺”的展开镇压，又可再次“巩固”其政权。
这次排华暴乱，苏哈多集团又一次利用排华仇华情绪的社会基础。98年初，当学生们开始酝酿要求政改、反对贪污时，社会上也就开始出现煽动性的反华排华传单，内容不外是“从华人手中抢回祖先的遗产”、“消灭华人”、“赶走华人”等等。到5月初，学生运动越演越烈时，排华行动也迅速加温升级。旨在推翻苏哈多独裁统治的大规模群众抗议示威活动，很快就被有组织有预谋的针对华人的抢掠烧杀、强奸轮奸华人女性的排华暴乱所取代了。
但是，苏哈多这一次遭遇“滑铁卢”了。排华暴乱越演越烈，场面完全失控。原因是他的一个亲信野心勃勃，想乘机混水摸鱼，取而代之，因此决心要把事件搞得更不可收拾，以有利自己“用武力收拾残局”后问鼎宝座。结果内外交困的独裁者苏哈多“玩火自焚”，终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被迫黯然下台了。稍后他的亲信也跟着下台去了。
印尼“变天”之际，自是华人倒霉之时。果然，华人又没逃过这次大劫难……。印尼华人首当其中地，成为了这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华人好不容易聚集起来的财富，很容易在某次突如其来的社会冲突中被极端分子毁掉。在1998年5月暴乱期间，华裔富翁林绍良在雅加达的住所遭到攻击和洗劫，他的城市酒店被烧得面目全非。林把许多资金调离印尼，印尼当局则接管了他三林集团的许多公司。5月暴乱中，许多印尼华人为了保住自己的产业，把大量资金调到了新加坡等邻近国家。有人估计，1998年流出的印尼资金可能多达300-800亿美元。
7、瓦希德总统改变过去
1999年10月瓦希德当上印尼总统后，这位自称有华人血统的穆斯林宗教领袖对华人社会态度亲切，取消了一些歧视华人的法规。瓦希德在接受《亚洲周刊》专访时曾说：“我的祖先陈金汉是新疆回教徒，他后来迁移到中国南方属国占婆……他居住的村子和附近地区如今都是回教徒。我想我的家族都是这个家族的后裔。”瓦希德对印尼华人回教徒的历史特别感兴趣。他多次透露自己是个有华人血统的爪哇人。近日，据说有历史学家在故宫找到了相关历史材料，可以证明瓦希德所言不虚。
1999年瓦希德上任不到1周宣布出国访问计划时，将中国列为第一个正式访问国家。瓦希德在就这个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时说，中国是个有12亿人口的大国，在外交事务上帮过印尼很多忙。他甚至还反问记者说：“难道我不可以去访问吗？”
瓦希德选择中国作为首次国事访问的国家，除了表示友好，也对印尼在金融危机中遭遇沉重的打击，得到了中国的同情与支持有关。他深深感到，华人虽然只占印尼国内人口总数的4%，但从经济角度上看，却对国家有不可漠视的贡献。如果失去华人在经济上的大力支持，单靠印尼原住民的努力，恐怕还需走一段漫长的道路。但1998年5月的排华暴乱使许多华人深感心寒与恐慌，他们携带了家属和大笔资金到国外避难。
为加快经济复苏，瓦希德宣扬怀柔政策，有意把华人融入印尼社会，恢复华人的信心。他公开承认前政府的同化政策是完全错误的，印尼华人不应受歧视、受排斥，并且再三表明要废除前政府所颁布的不民主、不公平法令，让华人享有和其他族群同等的权利。他也呼吁华人“不计前嫌”，早日把资金调回印尼，协助政府重振经济。
瓦希德在一个大型记者招待会上动情地说：“我的一个朋友被迫改自己的姓，他选择印尼文“Nagaria”这个字眼，意思是“笑龙”，我告诉他这是错的，因为在亚洲没有笑龙，所有的龙都是气呼呼的；还有一个朋友，他把姓改为“Amil”，他的儿子上天主教学校，老师问他，你这个华人为何有印度姓，孩子回家向爸爸哭诉，这位朋友问我：“我对印尼作出很大贡献，为何我的家庭连自己的华人姓氏也不能用？”我向他保证，我的政府一定会改变所有反华人的政策！”
2000年初瓦希德给了华人一份贺年礼，允许华人可以不需要申请准证而公开欢度农历新年。他还和副总统梅加瓦蒂等人与近千名华人共进春节晚餐。今年春节，瓦希德和女儿穿上华人传统服装，和华人一起过新年。
但到后来，瓦希德处境越发艰难。2001年2月1日，印尼国会全会以393：4的票数通过决议，谴责瓦希德“涉嫌”两起贪污案。曾以清廉著称的瓦希德被扣上了“涉嫌贪污”的帽子。7月23日下午，印度尼西亚最高权力机构——人民协商会议（人协）特别会议在雅加达人协大厦举行，在场的591名议员以一致赞成的表决结果，通过了罢免总统瓦希德、任命副总统梅加瓦蒂为印尼第五任总统的决议。新当选的印度尼西亚第五任总统梅加瓦蒂·苏加诺在国会大厦宣誓就职。梅加瓦蒂的任期至2004年10月。
8、印尼华人觉醒
印尼华人具有克勤克俭、坚忍不拔的创业精神，在恶劣的环境中也能独立生存，这是生存的优点。但印尼华人一般也承袭了中国帝王专制下的“顺民”心态。一般华人怕官府，却又不爱遵循法律；他们对政治冷漠，却又有不少人热衷于投靠有权势的人，以谋私利。有些人对印尼的原住民有一种自大而又自卑的矛盾心理：自卑是觉得自己没有政治权利，办事经商都得托人家给个方便；自大是觉得自己的文化、教育和经济水平比原住民优越。
好在经过“五月风暴”的洗礼，印尼华人已经有所觉醒，开始关心政治。他们的教训是，如果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没有代表自身族群的声音，依赖权势得来的财富与安全是不会有持久的保障的。他们参加斗争派民主党、民族复兴党、国民公益党等的竞选活动，也组成了以华人为核心的大同党。另一方面，一部分华人富裕起来后，生活奢侈、铺张浪费，也会引起印尼原住民的反感。一旦有人从中煽动，就很容易引发种族冲突。为此，有华人倡议华人必须充分利用自己的优势，将过去的坏事变成将来的好事，为自己的子孙后代争取作为印尼公民应该享有的各种权利。他们提出，今后华人不可只顾赚钱，不问政治；只顾眼前，不顾将来。他们更不可炫耀财富，财大气粗，以为有钱可使鬼推磨。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巴结权贵，谋取不义之财，为人不齿。华人要尽量减少在原住民中产生的负面影响，尽可能地减少排华事件的发生。
这样，华人融入主流社会的意愿增强。一些印尼华人社团如印尼百家姓总会，印尼华商总会等组织在这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华商领袖们达成共识，一方面要继续为印尼经济复苏做出贡献，尽公民的职责；另一方面，他们积极推动政府国会废除歧视华人的法令，争取合法公民权益，改变“二等公民”的形象。
三、排华暴乱中的中国政府
应当说，在98排华暴乱事件中，最难过的要算是中国政府了。
苏哈多上台的时候，要求所有当时在印尼的华桥选择，或者放弃中国国籍，加入印尼籍，改个印尼名字；或者离境，但不能带走财产。当时有很多华侨选择了回到祖国怀抱，中国政府租船把这批华侨接回了国家，安置在广东一带建立了一些种植园。直到今天广东还有这样的种植园。这批华侨的生活现在其实是比较艰苦的，但他们也许是真正的中国人。
所以，98年印尼暴乱的时候，所谓印尼“华人”其实都是印尼籍，也许其中还有一部分华侨，但肯定是极少了。如果他们是中国籍印尼侨胞，我们政府是可以派军舰撤侨的，后来我们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就是这么干的，但是他们是印尼人，政府管这个事情就是干涉印尼内政。这是不该做也不能做的。因此不是中国政府不管，而是确实管不了。政府师出无名，而心在滴血——毕竟，印尼华人受辱，全球华人都丢脸啊。我们都是黄皮肤黑眼睛，都是同一个炎黄子孙。
四、如何看待印尼排华事件
我们坛子里大多数人都知道98印尼排华暴乱，但是否还知道印尼历史上的“红溪惨案”？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当时印尼人的兽行，是否还知道隐藏在背后错综复杂的政治因素？我们很多人都怨恨印尼民族和政府，但是否有人指责过荷兰的殖民统治、日本的帝国侵略？甚或是我国政府当时对外政策上的失误呢？至少我到现在是没有看见过有人提及。毫无疑问，比印尼人民更可恶的是当时他们的政府(确切地也许应该说是政府中的一些当政要人)。比当时印尼政府还可恶的是荷兰的殖民统治和日本的帝国主义侵略！我不相信印尼人民本身有多么坏，因为人性本善。如果你生活在那个时代那个国家，也许会做出相同的事情。历史上几乎任何事件都不是简单的、孤立的。印尼排华事件也时如此，是那个时代的使然，而不能简简单单的归咎为印尼人民的过错。更不应该在印尼人民遭受海啸天灾的时候，我们趁人之危或幸灾乐祸。据最新消息，印度洋海啸死亡人数已达15.5万人，其中单印尼班达亚齐省就有9.5万人遇难，40万人无家可归，其中华裔2000人遇难，5600人成为难民。我们现在也许不能做更多的什么，但至少可以哀悼一下死难者的亡灵。
印尼原主居民的与印尼华人之间的不同，不是在于他们本身的劣根性有多么的根深蒂固，而是在于他们不善于经商，在世代被“奴役”加之被政府利用、煽动下，采用了极其残暴的手法进行了反抗，这是他们最大的悲哀所在。因此在谴责他们残酷的手法的同时，他们的处境是应该可以被理解甚至同情的。而最不能被原谅的，罪大恶极的是，荷兰的殖民主义者们的“攻心为上，攻城为下”的卑劣手法，和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人面兽心之行为！尤其是日本这个大和民族，在二战时，没有任何理由的情况下侵略亚洲各国，侵略我国东北三省，731部队进行细菌试验，进行了残旧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我手里现在就有一些鲜为人知的照片，本来想贴到坛子里，后来考虑到各位心理承受程度就没贴。但现在看来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看来还是该贴出来。)相比之下，二战期间日本犯下的滔天罪行绝不单单是日本政府的罪行。日本推行的军国主义路线，效忠天皇的心理，已经深深植入了日本人的心中。日本因自己身处岛国而倍感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久而久之产生自卑心理(看看日本民族每年有多少人自杀就知道了)，这种自卑久而久之产生扭曲的变态心理，进而才能在侵略中国进行南京大屠杀的时候才能表现出那样的肆无忌惮和那样的发自内心的狂喜。
借用李大师所说——不知历史就不知未来，我想我们应该用历史的眼光看待这些问题。如果不考虑历史背景并对之探索，我们就无法了解现在。“我们不温故就不能够知新，不鉴往就不能够知来。”，“有的时候，当属于历史的问题的时候，你不了解历史背景，根本无法了解现实跟现实的走向，你不能够了解现实，怎么能够关注呢？”
五、中国国际援助与外交
1、到底该不该援助
个人认为，中国政府应该对外进行国际援助，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就拿这次印度洋地震引发海啸灾害来讲，即使不考虑印尼，毕竟还有其他的一些国家，如泰国、印度、斯里兰卡、马尔代夫等。实际上，对外援助的那些钱确实不算什么。有人说，看看中国还有多少贫困人口，有多少孩子无法上学，有多少艾滋病人需要救助……等等。但我要说，这些问题远非是政府救济助就能解的。试想，对外援助的这些资金，分给这些贫困山区的贫困人口，每个人能得到多少钱？解决中国的贫困问题，是需要政策扶持，需要改变中国部分地区农民的思想意识的。是要靠他们自己意识、思想和双手去致富，而不是靠政府资金救助！正如某位网友所说，中国政府加大力度治理偷税漏税问题、贪污腐败问题，全力避免内鬼外患勾结作怪导致国有资产流失，N亿的国有资金就省下来了。记得在受灾初期，我国政府在第一时间宣布提供2163万元人民币的物资援助。为什么是物资援助？因为这些东西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放到灾区，我们的帐篷饮用水棉被等，一般都写着中国或CHINA字样，这是最能抓住当地老百姓的心的。印尼排华是当初荷兰殖民统治、日本帝国侵略的，以及当时印尼政府宣导的结果，几代人下来，这种排华的思想倾向毫无疑问几乎在当地人心中根深蒂固了。现在政府之间可以有经贸往来可以很友好，但是老百姓心中的这种思想情结是需要慢慢去改变和疏导它的，而这种援助就是最恰当的最好的方式之一，可以不用那么多的钱达到一个相对好的效果，正所谓“攻心为上”！
再比如，在一次各国救灾联合会议上，各国代表提出遇难者遗体的DNA检验费用问题，由于成本较高，都表示为难。当时中国代表表示，就由中国来承担这次DNA检验的各项费用！旋即获得与会各国代表的称赞。请理解代表的这种慷慨，实际上，DNA检验的费用再高，相对于政府的捐助来讲，都只是是一小块，说句不该说的话，以后再捐助的时候少捐助几千万就出来了。而这样做的效果毫无疑问非常好，用句行话比喻来讲，就是这种做法的“性价比”非常高，于情于理于道于义都说得过去。
2、到底该援助多少？
中国政府的援助，依据灾情需要，适当即可。不能太少，因为你是亚洲区域大国，你要和日本争取亚洲领导地位，你就必须争取民心，捐助太少的话杯水车薪，起不到应有的效果。但也不能太多，因为你现在没有美国和日本的钱包鼓，没有他们财大气粗，永远比不过他们。比也是比不过的。你捐2千万人民币，而他捐3千万美元；你捐5亿人民币，他捐5亿美元。几乎差了一个数量级，怎么比？日本捐助的多，除了树立亚洲经济老大的地位、争取民心之外，更重要的在于日本本身也是一个岛国，而且也极容易发生海啸灾害，他们要是不慷慨点，以后自己落了难，谁会帮助他们呢？！
所以所，中国政府无论捐多少，我想应当得到支持和理解，毕竟这些都是在能力范围之内的。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去打肿脸充胖子，也更无必要缩手不管。正如胡哥所说“中国政府愿意为受灾国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我想也就是这个意思。
3、中国外交路线
这个问题，不是我等之辈随随便便就可以能评论清楚的。但我感觉，今天的资金捐助也好，对外援助也好，正如当年与美国的乒乓互访一样，是一种外交，即所谓的乒乓外交。同样，这种国际援助，我认为不单单是一种人道意义上的救援行为，更深远的讲，也是一种重要的外交手段。不要再去在乎对方是否挽拒援助了，不要再去计较华人灾后又被洗劫了，从印尼的发展史上来看，从中国对外的大的方针政策路线来看，这些都不是现在需要着重宣讲的。实际上，就拿中国这次的对外印度洋海啸灾区的援助来讲，就已经起到了一定的良性效果。位于班达亚齐灾区的灾民见到中国国际救援队医疗分队时，向队员们表达了由衷的感激：“中国，在我心中，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毫无疑问，中国的救助活动在当地产生了很大反响。你永远不可能在你的人道主义援助上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但你绝不可否认这在客观上的确起到了一种也许在政治上都无法取得的效果。请不要再说中国的援助是妇人之仁了。
六、中国要做好自己的事
相对印尼来讲，日本无疑是最需要警惕的。日本最近修宪了，这是意料之中的事。和平宪法修改后，“日之丸”成为国旗，“君之代”成为国歌，“自卫军”成为军队，天皇成为日本元首，那似曾相识的军国主义幽灵，又在亚洲的天空徘徊，让受过战争苦楚的民族警惕。日本战败后，复兴军队的心从未止息。91年的海湾战争，日本自卫队以和平为名，借势出国。911事件后，以反恐为名，再派自卫队，远赴伊拉克。如今，自卫队变成自卫军，可以到海外动武，借自卫之尸，还大和之魂。
美国的日本专家乔治·弗里德曼说：“日本从来就不是令人信服的和平主义国家，它从来言行不一。”日本尽管战败，但从不道歉，也不忏悔，与德国判若云泥。纳粹战犯汉斯·弗兰克在纽伦堡服刑时说：“千年易过，德国的罪孽难消。”但日本的东条英机死前却高呼：“天皇陛下万岁！”德国前总理勃兰特出访波兰，在犹太殉难者纪念碑前下跪，但日本的历任首相，仍然参拜靖国神社向战犯招魂。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中国人不要太善良，不要太宽容，更不要太健忘。中国需要的不单是强硬，而是强大。强大不单是军队，而是制度。蒋介石的“以德报怨，不念旧恶”是绝对要不得的。什么叫“以德报怨”，就是说你打我左脸，我不生气，我还对你好，我可以伸过去右脸让你打。我要去宽容你感化你，这是儒弱的思想，是万万要不得的，他会得寸进尺，朝秦暮楚。我们应该以德报德，以怨抱怨。就是说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你要是欺辱我我就打你，你打我一拳我踢你一脚，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就是毛主席说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就像以色列一样，你用自杀炸弹炸我，我就派飞机过去炸你。但这样做一定有一个前提，就是你必须强大！以色列就可以这样？要是犹太人在哪里被残害，以色列的飞机恐怕都过去炸了。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的军事强大，而且有美国作后盾。中国现在还不够强大，而且也没有随为你撑腰，所以我们现在还不能做到以怨报怨。为什么中国在联合国上投弃权票非常多，因为你惹不起人家，你还不能得罪人家，惹不起还躲得起，就这样。所以归根结蒂如小平所说：“发展才是硬道理”。
年轻政论家余杰在《铁与犁》一书中，用最深沉的感慨对中国说：“抱怨没有用，咒骂没有用，仇恨也没有用。有用的只有一件事情：做好自己的事！”
七、我们要做好自己的事
说到这里，我顺便讲一个例子。1988年3月末，日本右翼分子屡屡枪击我住日使领馆，并狂妄叫嚣要再来一次南京大屠杀。日本政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事被《参考消息》报道给国内，见报的当天，沈阳市的一个二十五岁的年青人名叫马臣，他当即买了两把长刀，单枪匹马去给日本住沈阳领事馆的日本领事下了一封战书，要他代表日本、代表日本政府、代表日本人来与自己来决斗，以了断日本国内正在发生的右翼分子枪击我住日使领馆事件，并指出，这是唯一可以了断的办法。咱们每人一把刀，彼此对着砍，谁死了就直接抬进火仗场，就这个决斗法。如果你们认为日本人真的是优秀的，就接受我的决斗挑战吧。但如果你不敢来，我将在沈阳的大街上追杀我所能见到的任何一个日本游客。并且，你们以后再也别TMD吹嘘什么大和民族勇猛无敌的狗屁武士道精神了。马臣按约定的时间地点等待日本领事直到天黑，日本领事没露面，却等来了大量的便衣警察。胆怯的日本领事以“外交官”身份这种过得去的理由报案了之，可耻的推掉了一场危险的决命游戏。
这个马臣实在是太让我钦佩了，姑且不说他的行事方式是否妥当，单是他的这种精神和斗志就足以让人尊敬和折服！着实扬眉吐气，扬我国威。虽然最后没有决斗，但这种行为足以激励每个国人。可以为民族大义抛头颅洒热血的人，我认为他是真正的勇士！
可是，我们周围到底有多少这样可以为了民族大义抛自身性命于脑后的勇士呢？我们是否在一边大骂日本的同时，还在心安理得的买着日货？抵制日货是需要团结起来，而不是仅仅停留在空喊的层面上。不知道是谁说过这样的话：小泉即使不去参拜靖国神社，韩国人也不会去买日货；而小泉无论怎么参拜靖国神社，中国人还是会去买日货！
我们每个人也许都有满腔太多的爱国热血，但往往都是在被刺激一下就一路沸腾地直冲大脑，就失去了理智了。相信很多人还记得日本人珠海买春事件吧，当时国内的几多愤青们“急忙痛心疾首，仿佛整个中国被玩弄，全民族被奸污了一样。新一轮的反日呼声如钱塘江潮排空而来……”，而“中国女性为妓女者不但在大陆揽生意，香港有，台湾有，就是到日本送上门去的也不乏人。中国男性一些有权有钱者，国内玩烦了，也周游世界青楼贪欢。于此，却没看见群情激愤”，“这种狭隘民族主义的气息，于事何益？于国何补？”(李敖语)。
国家要做好自己的事，就是我们要做好自己的事。正所谓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我们做不好自己的事，那国家也就没办法做好国家的事。套用张艺谋的电影，叫奥运、台湾、钓鱼岛，一个都不能少。我们今后也许还会碰到很多这样那样的事情，但请各位都冷静些吧。那帮出来混的欺辱过我们的家伙们，迟早都是要还的，相信我们的政府吧。
八、中印关系之明天
印尼自从苏哈多下台之后，之后的各届政府对中国已经很友好了。中国刚刚和他们签了一个将近一百亿的向福建输送天然气的大合同。我们也在印尼也买了一点油田，作为东盟地区唯一一个欧佩克成员，印尼的石油储备可能最终会超过一百亿吨，这是一个很不错的油库。我们不该放弃。可以预见，中印之间关系会向一个健康的方向良好地发展。这是历史的脚步，是谁都阻挡不了的。搞定印尼，那么我们对东盟的争夺就基本上算是胜利了。剩下一个菲律宾，翻不起大浪来。
后记
98年距现在还不远，在我们铭记那段血恨泪史的同时，毋请不要再谩骂和仇恨了。中华民族的强盛，还需要诸君的点点努力！如果本文能改变一些人原有的想法，本人将倍感欣慰，也不枉我三个晚上的辛劳。如果不同意本文的意见，也欢迎批评。
——铁血丹心，2005年元月4日晚于东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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