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的政治归属自近代以来一直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而它也和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对待传统的态度一样：无论维护还是反对，双方都是以西方观念作为思想武器的。中国官方与藏独主义者都可以找到历史证据来支持自己的主张，却并不妨碍他们得出相反的结论——原因是他们都套用了西方主权观念来解释古代东方的宗藩体系，这就像用西医来解释中医一样徒劳。

王力雄在《天葬：西藏的命运》中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在1951年之前，对西藏的主权是不彻底的，而只能称之为宗主权，原因即在于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权力未能贯彻到底，西藏实际处于一种“高度自治”的状态。以严格的现代主权观念来衡量，这个结论比“西藏自古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确更切实际。

近代中国不绝如缕，新疆、西藏竟能保全于版图之内，细读史书，不能不说实数侥幸之极。自鸦片战争以降，中国不仅内忧外患，原先的同心圆式国际体系，也已全面崩坏。在晚清人心目中，满洲、蒙古、新疆、西藏等地，实与朝鲜、越南、琉球等近似，而均非华夏本土，是以倡议排满的章太炎认为朝鲜与越南在文化上同于中国，应为中国的一部分，而三荒服西藏、蒙古、回部倒非故土。

在中国原本的同心圆式宗藩体系中，讲究的是“惟仁者能以大事小，惟智者能以小事大”，华夏居中央以其仁而保天下，而诸藩属环绕以其智而保其国。这种关系中双方都要给足颜面，过分明确的法律界定反而有害彼此的和睦，一如在大家庭中以法律形式规定父母和子女各自的权利义务，亲情也就不免受伤害。这一层级关系的纽带是“礼”，而非剥削关系；强调各守义务秩序，通常只要表示对中央的臣服，则中央也决不会加以严厉的压制。中国历代的方针均是如此，如在西域几乎不课税，任命当地人来统治，驻西域长官也不直接管理民政，“这样西域虽在都护的统治下，一切直接与西域政治有关的事情，都由西域人自理，简直与不受统治一样”（羽田亨《西域文明史概论》）——元明清三代中国对西藏的态度，也基本如此。

然而，这种“简直与不受统治一样”的“仁政”，在西方主权观念下，恰是主权不充分的体现，西方的法律观念本身是在封建时代陌生群体之间互相约束以形成的，强调清晰的界定，与中国的这种“战略模糊”截然相反。邵循正《中法越南关系始末》指出，清代中国对越南王有废立之权，“越南王之地位法律上等于为中国守土之牧伯”，这样说下来越南王之地位有如现代香港“特首”了。而“列强欲取中国藩属，其第一步，常设法否认其与中国之历史上法律关系，如出一辙，竟成定例”，如越南、琉球、朝鲜等均如是。

因此，中国近代以来国家重新统一自立的重要命题之一就变成：按西方的主权定义重新界定中央与各外围藩属的关系。在这个过程中，外围藩属由列强在背后撑腰或强制，意图实现与中国的彻底分离，消除原来的模糊政治状态，代之以清晰的法律主权界定。宗主权与主权、名与实，一方欲抛弃名而彻底独立，另一方则欲实其名，贯彻中央的彻底主权。在越南、琉球、朝鲜、外蒙古，中国中央政府的这一努力失败了，在内蒙古、满洲、新疆、西藏则获得成功。

晚清以来的这一系列巩固主权努力，首先表现为将满洲等地郡县之。蒙古、新疆、台湾、满洲等均依次建省，而在1949年后的民族地方自治，则标志着这一“改土归流”进程的最终完成。拉铁摩尔曾批评民国政府对蒙古等地强行推动“移民实边”措施为“次帝国主义”，实不知这是中国对外患的一种被迫反应：为应对一个向内入侵的力而自存，产生了一个向外推动的力。

至少自唐朝以来，中国对朝鲜一直拥有绝对的宗主权。到晚清时，作为对列强进逼的反应，中国也一度曾欲以西方的主权观来强化和界定自身在朝鲜半岛的存在。1882年签定的《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是一个不平等条约，中国以近代条约观念重新解释了两国模糊的传统关系，以向世界表明中国对朝鲜的控制及其享有的特权，朝鲜国王的等级甚至不及中国的北洋大臣。当时同朝鲜有条约的国家，不是默认便是支持中国的对朝鲜政策及其宗主权。1885年，36岁的袁世凯受命驻朝，他“干预朝鲜政治如此全面，所有内政、外交和财政，都在他手指目顾之间。他甚至藐视高宗和王妃，几次提出要废黜国王。他的最终目的在于强化中国在朝鲜的宗主权。”他甚至将朝鲜的太上王大院君押解到保定，软禁起来。

清廷当时已意识到在朝鲜半岛的政治地位岌岌可危。对国际时势看得比较清楚者提出“东事三策”，上策为郡县化，将属国朝鲜变为一省；中策“国际化”，开放朝鲜，制造国际均势；下策“用兵”，武力驱逐日本势力（见《晚清七十年》）。当时的状元张謇在其《朝鲜善后六策》中，也力主将朝鲜置于中国皇帝钦派的监国控制之下。这些想法总的方向都在于欲以西方主权观将中国对朝鲜的控制变名为实。

这种固边政策在西藏推行更晚，1906年张荫棠出任驻藏大臣，提出“收回在政权”，根本目的即在收回西藏地方政府的权限，而将中国的主权明确法律化，同样是变名为实。但这些措施激起西藏地方及英国的强烈抗议，不久清朝覆灭，西藏的权力真空状态遂得维持44年之久。期间若非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使英俄无力东顾，可说西藏、新疆均难避免外蒙的命运。

在这44年中，西藏可说处于一种事实独立的未宣布状态，这在现在看来似乎十分奇怪，十四世达赖喇嘛的私人秘书丹增格其曾说：“1950年之前，我们西藏人真是白痴。……很明显，如果当时的西藏政府懂得利用这一段时间去和外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中国在1950年代也就没有办法这么轻松地就把西藏的主权问题给摆平。”固然西藏当时自我封闭，以致未能抓住这个“仅有的机遇”宣布独立，但从历史和当时国际均势来看，这却是正常的反应。

19世纪初，西方势力伸入北非。当时突尼斯虽名义上属于土耳其，实际却处于半独立状态。但“由于突尼斯的执政者没有正式宣布过他们是独立的，所以长期以来也没有一个国家怀疑过素丹对于突尼斯至少在名义上的宗主权，而贝伊也一向是被欧洲国家作为土耳其的属国来看待的。”（《法国对突尼斯保护权的起源》）与此同时，土耳其政府还惯用“帕夏”、“土耳其省份”等称呼来指贝伊和突尼斯，“使突尼斯的执政者听了十分刺耳”。尽管如此，突尼斯首相赫雷丁又清楚地认识到，完全独立就会易于落入某欧洲强国之手，“臣属于土耳其就是突尼斯独立的保证。只要土耳其帝国存在，纳贡或臣属的国家就可以放心，因为这些国家的生存牵涉到整个东方问题的解决。”

可以说，西藏当时处于同样微妙的境地之中。近代中国周围各藩属被分离出去，身后无一例外有列强撑腰，中国被迫承认原藩属“完全独立”，而该地（无论越南、朝鲜、琉球、蒙古）立刻就被其背后的强国所控制。所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们从中国宗主权下“独立”往往与沦为殖民地是同步进行的。西藏的真空状态除了1907年英俄的均势协定及一战爆发外，无疑也因英国并未全力谋求分裂西藏所致；而西藏地方政府也了解，保持独立的办法反倒是留在中国版图内。

英国的这一西藏方针与当时的远东国际政治姿态是一致的：自门户开放政策后，英国一般态度是维护中国领土完整，反对瓜分，因为英国在华有重大贸易利益，瓜分不利于英国。我们可以同时反观英国的土耳其政策：它一向力图维护土耳其统一，在突尼斯问题上反对法国，在保加利亚问题上则反对俄国。当时法国一向以突尼斯为独立国，并自居为突尼斯现状的保护者（犹如斯大林自居为“蒙古现状”的保护者），这个现状就是指法国要突尼斯作为阿尔及利亚和的黎波里之间的缓冲地带，而法国在这个缓冲地带的势力应当占据优势。1864年法国曾照会土耳其政府，如果土耳其对突尼斯进行武装干涉，法国军队便会立刻开进突尼斯（这一声明很类似朱尔典反对民国政府武装进藏）。

英法对突尼斯主权的不同解释大致以自己的政治利益为归依，而东西方主权观念的不同体系也给予他们灵活解释的空间。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官方现在对西藏政治主权的解释虽然有可非议之处，却也并非没有因由。突尼斯后来实现了“彻底独立”（和远东的情形一样，独立就是沦为法国保护国，但这一进程也使它不会再回到土耳其统治下），而土耳其对半独立的库尔德人地区则予以残酷压制，以实现彻底主权。

现代性逐渐消灭了国家内部和外部的模糊地带，在这个被彻底划分为国家领土的世界里，全副武装的民族国家满怀憎恨，互相瞪视。对于历史状态是宗主权还是主权，往往是一个成王败寇的问题（如果朝鲜在近代保留在中国版图内，无疑现在也会被称为“自古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为论述历史的出发点，往往不在历史之中，而在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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