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我们搜索什么

2006年年末，北京王府井。电影院里，去看当天公映的岁末大片——《满城尽带黄金甲》的人络绎不绝，虽然有八个放映场次，但是绝大多数人只能失望而归，只好购买深夜或是几天后的电影票。与之相比，所有制作费用还不到《满城尽带黄金甲》宣传费用六分之一的电影《三峡好人》受到极度冷落，电影被放在中午和下午下班两个时间段，容纳五六十人的小放映厅里只坐了十多个人。

“《三峡好人》悲壮地抵抗《满城尽带黄金甲》的巨大声势。”一家媒体说。相比山西矿工韩三明在四川奉节的普通经历，大多数人选择关心一段虚构的，疑似五代十国时期的宫廷故事，在周杰伦《菊花台》的歌声中告别2006年，为这一年留下最后一点明晃晃的亮色。

与《黄金甲》相比，《三峡好人》使用的数码高清没有菲林的质感，但你不得不承认它像纪录片一样真实，真实得粗粝。

主人公韩三明把自己的手机铃声设为《好人一生平安》，在长江货船上找到了出走十几年的妻子以后，他决定回到山西，继续挖煤还清妻子家欠船老板的三万元钱；他在奉节认识的朋友“小马哥”把手机铃声设成《上海滩》，小马哥认为，被拆迁完全改变了生态的奉节城已经成为了一片江湖，只有像小马哥那样胆大仗义，生活才够有意思。他死于为强制拆迁而进行的一场械斗；摆渡船上一位刚刚度过变声期的少年，在影片里始终扯着嗓子唱最新的网络歌曲《老鼠爱大米》，这首歌成为在溽夏中沉沉睡去的奉节县城里唯一聒噪的声响。也许不久，《菊花台》会成为奉节县城里的新流行，伴随着尘土飞扬，断壁残垣。

种种不搭调但交叠的影像，飞速变幻的场景是这个转型国家最琐碎的细部。文字，影像，乃至人类智慧目前所及的各种分析框架都难以描摹这个巨大转型体的能量、轨迹、停歇和叹息。

这是一个重要的年份，一个大国的国家生活中，政治、经济、法治都发生了引人注意的变化，转型的轨迹仍然向前延伸。

整整100年前，奄奄一息的清帝国宣布立宪，以宪政消弭革命。30年前，这个国家的领导人宣布结束狂乱的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100年前，清帝国最著名的改革派袁世凯对《纽约时报》记者说：“我们内部的管理体制必须从根本上加以改革，但这是一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非常难的事情。因为它牵涉到要彻底改变甚至推翻现存体制的某些方面，而这种体制已经存在了很多个世纪。”100年前的访谈在今天仍然颇富现代感，这充分说明，这个国家的历史虽然被教科书按照主义划分成各种阶段，但是它依然是一个流体，内在的逻辑虽然不断被诠释和误读，但是没有发生大改变。因此，把2006年作为一个人为的截点，拐点，或是元年，都为时过早。

但是我们需要一个民间文本，告诉我们当众多宏大事件按照某个人，某个战略的既定规划次第发生的时候，它投射到人们的生活，如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选择和情感，而这种种选择和情感将会慢慢聚合成种种张力，泥沙俱下，浩浩荡荡，既有可能静水流深似的打磨社会基本面的河床，也有可能突然一跃而起为大浪，在历史的故道边夺路而出。

自从费孝通以后，中国再也没有出色的社会学家，因此，来自搜索引擎的2006年度总结是最为接近的一份文本。互联网的普及使得这份问卷的被调查人分布均质，并且在一种完全自然的状态下成为样本之一。

这份调查中，年度十大关键词的排行会出乎一些人的意料。前五位分别是MP3、跑跑卡丁车、QQ、迅雷、劲舞团。需要解释的是，第二位和第五位都是一种网络游戏，而第四位是一种用于快速下载视频、音频文件的软件。自从拨号时哇哇乱叫的“猫”慢慢从人们的用语中消失以后，宽带慢慢成为人们视听生活甚至是生活的主要部分。几年前，一些技术精英曾经用一种宗教般的热情鼓吹宽带救国的理念：他们认为，农业文明的象征是运河和灌溉网；工业文明的象征是铁路和公路网；信息时代的象征则是宽带互联网，这正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机遇。

现在，这种宏大的语境与这张与宏大完全不沾边的榜单放在一起，你会作何感想？

教育学者们会感叹现有教育模式的破产？社会学者们会宣称中国也进入了“娱乐至死”的年代？在十大风云人物榜单上，郭敬明、郭德纲、胡戈等人排名的居高不下可能会印证他们的看法。我几乎可以听到精英们一声悠悠的叹息。就在去年，超女引发了一场民主模式的讨论，又被贴上了“自我沉溺的社会”的标签，精英们不停地哀叹，抱怨。但是一切都没改变，2006年的超级女生节目依旧是一场商业和社会意义上的成功，还有越来越多超女模式的娱乐节目在2006年掀起热潮。面对那些狂热得高声尖叫，癫狂到流泪不止的男孩女孩，精英们除了感叹，还有什么更好的解读？

认真比较一下超级女生的原版创意“美国偶像”（American Idol），也许我们可以在2006年年末为这场被贴上种种标签的娱乐事件给一个更有人味的解释。从技术角度上说，超级女生与美国偶像的最大差别是：美国偶像的短信投票都是免费的。这档节目进入全国性淘汰赛时，每周比赛选手都会演唱一位知名歌手的歌曲，而这周比赛以后，这位歌手的唱片销售和网上歌曲下载会掀起一个热潮，这是除广告之外是节目的主要收益之一。而对于一个刚刚从样板戏的年代走出不过三十年的国家，流行工业还处于幼稚阶段，目前的模式也许是最优的。

2006年的美国偶像节目中，一个来自美国西部的小牛仔让人难忘。他来自一个不知名的小镇，镇上只有他和父亲、哥哥，除此之外他能看到的只有自家农场的牛。他第一次坐飞机就是到洛杉矶参加全国性选拔，当男孩第一次看到大海时激动得热泪盈眶。节目结束了，男孩心满意足的回到了牧场，一切就是一场假日旅行而已。

整个节目中，从来没有粉丝之间互相拆台似的喝彩，评委和选手之间像普通人之间一样赞美、批评、挖苦。每个人来到这个舞台之前都有着各种身份，受尊敬的父亲、充满才华的音乐学院学生、身材出众的大学女篮选手、餐厅服务生、单亲母亲、甚至还有有案底的罪犯。节目会结束，而他们的生活仍然有各种向度与可能。天赋出众的选手会被流行音乐界挑中，实现自己的美国梦(American Dream)，生活的巨大改变就如同一百多年前踏上这片土地的爱尔兰人、意大利人、黑人、华人一样。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一切就是一场游戏，一场郊游，因此可以快乐、轻松、宽容。

而在超级女生的舞台上，对于那些充满梦想的女孩子来说，父辈们没有给她们树立过一个所谓中国梦的全过程，甚至她们知道的只有生活的不如意，走出去的必要性，以及机会来之不易和不均等。与此同时，也许奉节城里那个唱“老鼠爱大米”的小男孩也一直在等待着类似“超级男生”的机会，否则，他的命运轨迹是：混迹在长江货船上，或者像许多奉节人一样去广东打工。

虽然通过两场秀来比较两个社会有点不智，但是以一场秀来指责整个社会，指责那些有资格拥有梦想的人却显得无理。“精英”是一个如同“中产阶级”一样，被无穷阐释和过度诠释的概念。它给人的姿态就是上面的，高的，一般被用来对应草根，百姓之类同样含混不清的概念。2006年，精英们除了继续喋喋不休地指责各种大众娱乐事件，还造就了在风云人物排行榜上排名第一和第六的韩寒、胡戈。

如果用一个词来代替这个面目含混的“精英”，“既得利益者”是最恰当不过的。在一个转型社会里，“既得利益者”的外延会不断变化，同时也在日益收窄，这就造成了名为“精英”，实为“既得利益者”越来越高调的姿态。他们习惯于教化，习惯于批评，并且在遇到反驳之后一般都会勃然大怒。在未来的日子里，这种所谓“精英”与“草根”的口水战会继续。

他们指责一夜成名式的选秀表明我们的社会是一个“投机社会”，但是他们拒绝承认，与他们相比，农家子弟、小城青年往往只能期待生活中出现惊险的一跃：从最有可能改变命运的教育开始，他们就要面对资源的倾斜和机会的不平等，父辈们没有留下丰厚的财产，哪怕是一个稀缺的大城市户口；他们指责那些热爱超女们的观众浅薄、趣味低下，却丝毫没有意识到除了指责，教化，他们没有提供任何相对于超女来说更有价值，更有人文关怀的替代品。

搜索表明了人们的态度。2006年，韩寒主要不是因为小说，而是因为与体制内精英的一场骂战成为“年度风云人物”的第一名。这是争论没有多少“技术含量”，但是却充分暴露了某些“精英”们的苍白人格，也彻底宣泄了大众对自说自话的精英们的反感。

精英们的批评对象不只是民众或是80后的年轻人，当历史老师易中天因为对三国历史的个人化诠释获得巨大商业成功的时候，我们再次听到了学术精英们异口同声的批评和指责，同样的批评还集中于一位擅长讲故事的历史学者——美国人史景迁，原因同样是因为史景迁的历史学著作本本都成为了畅销书。批评中不乏某些真知灼见，但是中国内地学术共同体的糟糕形象已经足以让人们忽视那些有价值的判断，对易中天和史景迁的批评只能招来民众们更大的反感，批评同样不能对学术共同体的水准提高有任何帮助。官僚式的大学，垄断性的学术“核心期刊”，黑箱操作式的学术经费分配，一系列链条使得学术共同体越来越向小圈子化发展，这几乎成了公开的秘密。因此，最杰出的华人数学家丘成桐因为直言不讳批评北京大学，将在2006年年末的各类评选中得到公众激赏。

继续关心一下民众的喜好。在三个有点别致的名为“十大什么是”，“十大为什么”，“十大要不要”的榜单上，排名“什么是”榜单第一位的是：什么是爱；排名“为什么”榜单第二为的是：为什么活着；排名“要不要”榜单第二位的是：生命要不要继续。这些问题排名高于什么是双核，什么是3G，什么是和谐社会；也高过了为什么相爱，为什么考研，为什么结婚。与和谐社会这一搜索相对应，保先（保持先进性教育）在2005年的搜索排行中排名极高。政治动员式的方式对社会及其成员进行整合依然有效，但是主题变换太快却让人不知所措。

什么是爱，为什么活着，和双核，3G，考研相比，很难有确实的答案。相对于纷繁复杂的社会，尤其是转型社会带来的不安定感和不确定性，有理由认为，这些主题在未来依然会成为搜索榜上的热点。但是，许多人宁愿放弃与人的沟通，而选择到搜索引擎上来问这些问题，相信搜索的结果是继续茫然，无助。这是未来中国社会的特征之一，有责任感的精英们不应该视若无睹。

为什么活着，什么是爱，什么是幸福——终极意义的问题是每一个个体需要孤独面对的，但是社会对于它的组成者最基本的承诺是：努力让每一个人拥有尊严，基本的权利和体面，也是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在榜单上，“什么是和谐社会”的排名高过了“什么是幸福”，这是否意味着相当部分人仍处于权利的贫困之中？

十大“要不要”排名第七位的是：要不要废除死刑。随着2007年1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上收死刑复核权以后，这一排名相信还会继续走高。2005年的马加爵事件和2006年的邱兴华事件表明，“以血还血”的复仇心理在民间仍有着广泛的根基，这种民间情绪与司法机关“从重从快”的办案方针相呼应。因此，当涉及十一名无辜被害者的邱兴华案开庭时，庭审进展史无前例地进行了现场直播，并且死刑判决也当庭宣布。2006年有可能在中国法治进程中留下浓重一笔，因为数位精神病学专家，律师和法学家发出公开信，要求对这位凶手给予精神病鉴定。这一事件并非挽回邱兴华一人的生命，而是向社会公开宣言：哪怕是那些所谓“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人，他的权利也应当得到最严格的司法保护。“程序正义”、“无罪推定”这些现代人权观念也将随着这一事件在社会中得以再次启蒙。就此放言死刑存废还为之过早，但是事实表面，死刑对恶性犯罪的震慑效果多为人们臆断，甚至死刑的存在还会促使犯罪升级，死刑作为一种野蛮的刑罚，存废的讨论已然不可避免，希望看到中国法学界在2007年的精彩表现。

与他们相比，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在2006年仍然不断遭到批评。但是有着留学背景的经济学家张维迎、钱颖一、田国强分别成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院长，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这种巧合带有标志意义。就在去年，当所谓的西方经济学界纪念主流经济学教材在中国译介出版十周年时，遭到了各种意想不到的批评和阻挠。可以想见，当更多受过原汁原味经济学教育的学者回国执教，甚至成为教学管理者，西方经济学这一带有歧视性意味的词语将会逐渐成为历史。而发生在经济改革领域各种争论有望更有技术含量。但是到目前为止，中国经济学家对于中国改革还缺少有分量的分析。吴敬琏的一系列著作仍然是其中最出色的。在2006年1月出版的《中国增长模式抉择》一书中，吴敬琏提出中国正处于发展的关键阶段，全书分析的结论是“限制政府权力，建设有限政府”。正如财经作家吴晓波所言，这一结论是一个观念，而非战略。同时，它本身就充满了矛盾：要让一个掌控无限权力的机构，主动放弃权力和利益，就好比让一个商人在他盛年之时散尽家财一般，很难做到。因此，从经济学家的角度出发，改革逻辑已经走到尽头。

普通人不愿意理会这些让人头痛的问题。搜索结果表明，人们对2006年硝烟弥漫的改革论战，以及旷日持久的医改争论没有太大的兴趣。然而也有人发现，网络，尤其是博客能掀起的不只是茶杯里的风波。一个叫向文波的企业家在自己的博客里质疑一起外资并购，事情竟然最终演化为关于外资是否危害中国经济安全的论战，使得一个财经事件一下充满了娱乐元素。

但是向文波没有成为搜索引擎选出的“十大风云人物”。人们宁可年年选择开发商潘石屹——这个中国最著名的地产商人在2006年开始温和但是坚定地批评政府。但是人们还是弄不清楚房价到底还会不会涨，何时才能买得起房子。2005年的“国六条”依然能够位居十大“上升最快”的第六位，因为种种调控政策有一个时滞。可调控的结果是：全国各地房价不顾各种调控政策，一路上涨。一些着急上火的人甚至提出要求公布开发商成本这样一个无理要求。

这个要求不仅无理，而且无意义。先不说依据成本定价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对经济学知识的误读，最重要的是所谓的房地产开发成本中，与政府、国有银行发生关系的那一部分成本究竟多少，如何计算，这实在是一个普通人力有不逮的难题。

《财经》杂志的研究员陆磊经过众多案例分析后得出结论：地产寡头一旦得到无限度的金融支撑，其投资膨胀几乎成为必然，价格操纵能力也随之进一步提高。在地产寡头与金融机构的共谋中，房地产价格泡沫迅速堆积，真实需求被排除在市场之外，甚至所谓“富人”大量购买豪宅也仅仅是一个神话。这是因为，购买豪宅的不是富人，而是开发商或中介制造出的假富人；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因此甚至不是“虚拟经济”，而是“影子经济”——是地产寡头和信贷资金的影子。在当前的“地产寡头－金融资本”结合的背景下，房地产价格不会发生反转，具有某种必然性。于是，房地产价格神话将继续得以演绎。

陆磊这样的研究者不可能成为搜索引擎的宠儿，但是他们发现的基本事实无疑会校正人们的认识和选择。同时，人们面对这样的分析，同样也会有疑惑：中央政府是政府，中央各部门是政府，地方政府也是政府，国有银行也是政府的，他们究竟谁更代表政府？这个问题无疑考问出目前中国最重要的国情：有局部理性，没有整体理性；有局部均衡，没有一般均衡。

为什么政府会变得前言不搭后语，左支右绌？为什么我们总是需要用“好心办坏事”来不断为政府开脱？这个时候人们应该记起2006年辞世的弗里德曼和他开创的伟大传统。他告诉人们，政府不是上帝，它既不超凡脱俗，也不是法力无边。它和市场上的厂商、消费者一样，也是在一组约束条件下最大化自己的利益，因此对于政府的行为同样需要采用成本和效益分析。

对于中国来说，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间存在着时而一致，时而相悖的利益，这更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比起市场失灵，“政府失灵”是更大的难题。

1988年在中国考察时，弗里德曼力主中央政府应该放开价格管制，他认为中国的改革到了“最后的时刻”。他对四川省长说，“如果你想把老鼠的尾巴砍断的话，不要慢慢地一截截地砍，一下砍掉就行了，长痛不如短痛。省长请教说：“教授先生，你知道我们中国的老鼠是不同的，它们有很多不同的尾巴互相纠缠在一起，您先砍哪一根？”弗里德曼耸耸肩，没有回答。事后，随行的张五常教授发表文章说，“我是有答案的，但我当时没有说，我的答案是，把所有的尾巴都一同砍掉。”

今天，价格问题已经不是中国改革最严重的问题。经济学家乔纳森·安德森认为，中国的市场经济体系处于“半成品”阶段，总体上已更为接近撒切尔式的自由市场体制。但是中国的国有企业只占中国经济总量的28%，却获得了将近一半的银行贷款。电信、航空、能源、传媒、钢铁和汽车行业仍然处于政府强有力的控制之下。政府高度介入经济的结果是，在过去25年以来，排除亚洲金融危机全面爆发那一年（1998年），中国是亚洲各经济体中经济波动最大的。用中国经济学家的话说，中国经济仍然处于“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境地。改革者们只能空喊出“限制政府权力，建设有限政府”的口号，眼看政府左右互搏。

老鼠的许多尾巴依然纠缠在一起，但是我们已经无法听到大师的见解。弗里德曼夫妇合著的《自由选择》一书本是他们一起制作的十集电视短片，在全美196个电视台中的72个陆续播放。但是这本书在中国始终没有成为畅销书，虽然在未来，每一个普通人都可以不断从中汲取智慧。直到现在，即使许多中国的经济学家们都没有理解弗里德曼思想背后的哲学意味，他们只是执著于对新古典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做点非黑即白的对立解释而已。

弗里德曼相信市场，原因在于他相信“每个人都为改善自身的境况而作的一贯的、经常的和不间断的努力”，他对市场宗教般的信仰，原因在于他“相信个人的尊严，相信通过他的意志来发挥其智慧，只要他不妨碍别人的同样的活动”。

弗里德曼最大的对手凯恩斯曾说：“经济学家以及政治哲学家之思想，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意料。事实上的统治世者，就只是这些思想而已。许多实行者自以为不受任何学理之影响，却往往当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之奴隶。”因此，在未来的许多日子里，人们会不断记起这个小个子巨人。

他在《自由选择》里提出了改造福利国家的一系列设想，但是也不得不承认，设想再美妙，但是不可能创造出进行彻底的福利改革所必需的全部政治条件。为此，弗里德曼需要用整整一生的时间等待自己的一小部分设想变为现实。有幸站在巨人的肩上，我们还需要等待多久？

当搜索完这些宏大与崇高之后，让我们再关心一下矿工韩三明吧。他和他的伙伴们决定走出三峡，因为留在奉节作拆迁的收入是每天四五十元，而去山西挖煤的收入是每天二百元。当然，高发的矿难为这份未来的收入带来极高的风险贴水，但是所有人义无反顾的走出了三峡——生处在一个转型时代，生活随时会遭遇巨大的不确定性，那点风险不是必须承受的吗？

历史学家唐德刚说，中国的转型就仿佛是进入历史三峡，走出它也许需要上百年的时间。2006年作为历史三峡中的一年，同样发生了许多大事件，留下很多关键词。这表明我们正处于一个伟大的时代，但它最好早点结束。因为对于普罗大众来说，一个平凡而富足的年份要远远好过一个伟大但充满不确定性的年份。

是为《财经时报》年终特刊写的稿子。